陶勇们的高尚需要更好的医疗机制呵护
想象下自己无缘无故被人砍个半死，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打听下凶手到底受到什么惩罚了，如果是一个可以自由复仇的社会，毫无疑问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常人之心，这种心理无可厚非。文明法治的社会，作恶者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但生活总得继续，遭遇这样的意外之后，如何面对后面的生活又是一道新的难题。
置身事外，很容易说出毫无用处的安慰，算了算了，都过去了，还是得积极乐观面对生活不是吗。这话自然完全正确，但很难。若选择了仇恨这个社会，似乎也情有可原，尤其想到自己一辈子安分守己，这种不公平为什么要落到自己头上。大部分人的心态都很难迅速平和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看到陶勇医生对《南方人物周刊》说出这样一段话时，我们无法不为其无比高尚的人格所震撼。
陶勇说他现在其实不恨崔某，“无论他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我还是我，我个人的未来幸福不幸福、我高兴不高兴，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我能想得开这件事。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的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近十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美国的医疗体系是不是最好的，是否也有不少弊病，暂且搁置不讨论。但我国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三甲医院也竖价格的门槛，一定会被骂死。也就是说这里有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总体来说医疗资源还是稀缺。第二，需要有更自由的价格调节，不至于让得了角膜炎都去找陶勇这样的顶级专家。
另一个巨大问题是医护人员形象的扭曲。一方面我们的媒体喜欢神圣化他们，赞美他们是白衣天使，以至于人们对医护人员有着不切实的期待，好像他们不是人，必须跟神一样无所不能。另一方面，由于过去药品统一定价问题，的确导致了一些医生为了更丰厚的回扣而乱开药，被媒体曝光后，人们对医生群体的印象，之前有多么敬仰就有多么失望。再加上对医疗知识的无知，所有这一切都让每一个患者和他们的家属都充满不安全感，十分警惕他们心目中的天使，疑神疑鬼，一旦有些不对劲就是医生要害自己。
这次疫情冒出了很多高尚无比的医护人员。我们为之感动。但很显然如果有机会做个民调或者仅仅是留意下平日里网络上对医生这个群体的评价，都是负面居多。扭曲的供给造成了糟糕的体验。患者这一边觉得我千里迢迢，专程来找你，没得选。医生这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以为每天看几百个病人从早忙到晚拿这点钱很容易？双方的这种情绪一点就着。
在医患矛盾中，有人说因为信息不对称，并且患者有求于医生，所以患者是“弱势群体”。但是反过来，类似陶勇这样的顶级医生拿着与其医术并不匹配的收入还随时有生命危险，说医护人员才是“弱势群体”也完全说得通。你看，这就诞生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关系，一种自愿交易的服务买卖，不知为何双方都成了“弱势群体”。这一切就是因为整个游戏规则的失败。
如果想通了医疗并不特殊，人的行为逻辑在医疗行业里并不会突然变异，那么就应该知道相信，最优解依然是市场主导调节供需的一个平衡。要做到类似美国这样的分级诊断制度，原理并不复杂，设置规则来分流。社区医院便宜，三甲医院根据供求的实际情况涨价，自然会让很多人不至于一点小毛病就去挤占稀缺的专家资源。价格要比道德说教有效一万倍。并且，类似陶勇这样的医术和人品皆一流的医生享受更高的报酬简直不能更合理了。
善待医护人员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否则每一次医患冲突新闻一过，就是新闻里说加强医院的安保，又或者把闹事的惩罚力度提高，给人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说假设再也不发生任何医患冲突了，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医疗就没问题了。冲突只是当下医疗制度的必然产物之一而已。就说医务人员的激励不足一项就足以让大量的潜在的医务人员流失。吃力不讨好，干点别的还不行吗？
陶勇是个伟大的医生。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职业里的多数人都像陶勇这样伟大。这不合理，也做不到。整个医护人员的队伍里必然还有陶勇这样的医术人品皆一流的人，他们需要得到更好的呵护。我们不应该等到悲剧再次发生之后又是流泪又是愤怒。没用，对已经受到伤害的人而言这些都很廉价。为什么我们不在一开始就在规则的设定上尽可能避免悲剧发生呢？
而且更好的医疗制度是真正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
上篇：香港发钱，苏格兰发卫生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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